笔点易水   韵出江南

   ——写在仇必鳌书法扬州展之前    张旭光

  仇必鳌是当代书坛较有影响的一位青年书法家,在全国书法展览中射出了一支支响箭。(作品部分见《书法展厅》)
  必鳌的作品我很喜欢。尤其是他的行草得力于对米芾和张瑞图二家的领悟,米的风樯阵马,张的方折凌厉交汇于笔端,兴至挥毫,风行雨散,朗畅清健。其线条直率,如其性情;其结体散逸,不住故常;二者相互适应,独具风采。近年又加强了对二王的学习,用笔更为丰富。他的隶书源于汉碑,能得《西狭》、《张迁》的朴厚健劲,同时又化入了《礼器》的文雅,笔随情到,或旷逸,或奇峭……难得的是既保持了隶书质朴大气的汉代精神,又赋予了时代的意趣和神韵。
  必鳌的为人,直坦率真,心无沉腻,行事如风。初次谋面,便能一倾心曲,口不设防,论人谈艺,畅快清白,因此我喜欢听到他不设拦截的言谈,这也是他在书界广结益友的一个优点所在。书为心画,一点也没有折扣,这种为人为事的性格大概是形成其书法个性的一个方面吧!
  书法如果是耀眼的花朵,那么其美丽之养分就在深植的学识沃土里。必鳌专业工学,锐意文史,涵泳艺术,培根沃华。才学的培育,为他更高的书法追求筑下了基石。
    维扬古郡,九州称雄,文融南北,天下文人艺士,心向往之。此必鳌基脉所系也。虽游学京畿,亦得古易水慷慨悲歌之风染,但江左雅韵,实在骨髓。识其翰墨者,足以证焉。叶大怀根,回乡作展,感念孕乳之情。真乃国之情也,人之情也!游子与乡亲,其喜洋洋,不亦乐乎!

                                 
    张旭光(系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

2007年9月

 

钟灵之气  豪侠之风

熊任望

  我认识必鳌,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他是华北电力学院(现华北电力大学)动力工程系的学生。一次,保定高校学生办书法联展,他的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毕业留校任教后,因我们有共同的书法爱好,彼此间交往较多,了解也逐渐加深。
  在书法学习和创作上,必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是善于学习。学书有傻学、笨学、巧学三种。傻学是无目标无计划,东抓西抓,不得要领,不能深入。笨学是道路不对,误入歧途,或方法错误,食古不化。巧学是有目标有计划,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必鳌属于比较巧的一类。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书法遗产中的精品,同时关心时代潮流,按照个人志趣,确定取舍,像是站在一座极高的山上,俯视大江的源头与流向,然后跳进去逐浪弄潮。有人评他的书法,“把南国山水的钟灵之气,与燕赵的豪侠之风浑然相融”。善于融合正是聪明的表现。
  第二是进步快。学书进步快有两个条件,一是上面提到的巧,更重要的是勤奋。必鳌在临摹碑帖上已经下过一些苦功,楷书学过柳、欧、《龙门二十品》、《张猛龙》以及《张黑女》等一批墓志铭;隶书中《张迁》、《西狭》各学四十余通,《鲜于璜》二十余通,还写过《礼器》、《乙瑛》、《韩仁铭》等;行草学过颜的《祭侄》、《争座》以及宋元明诸家,尤其是在米芾和张瑞图书法上花的时间最多。此外,钟鼎、甲骨也有所涉猎。他订有学书计划,从1996年起,便用“效率手册”记录每天的书法学习、书法创作等情况,不让一天留有空白。近几年参加的比较重要的展出:第一届全国行草书作品展、第一届全国扇面书法展、第七届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第四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等。其成绩虽不能说很突出,但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在书界也算是有了自己的立锥之地。
  第三是胆子大。胆子小的人畏葸不前,错过许多实践和显示的机会。必鳌则是“见风就扯帆”。1995年,我办书法个展,展品已布置就绪,展厅前的横标还没有写。我对他说:“你给写一下怎么样?”他说:“试试。”写好挂起来一看,我挺满意,同道也说不错。前两年,某单位求我写名牌,写后该单位领导不满意。必鳌说:“我试试。”牌子没有署名,领导不知道是他写的,以为出自外地名家之手,大为赞赏。刻出来效果确实极佳。还有一次,某校的校牌本来是我写的,每年油漆一回,时间长了,走样走得厉害。我对该校校长说:“我写得本来就不好,变了样就更难看了。可以请德彪或必鳌重写。”校长跟他俩商量,必鳌抢先答应。刻出来效果真的比我原来写的强。必鳌当仁不让的气派,倘在别人面前,很可能被讥为狂妄。我以为,老年人宜谦,青年人宜狂。到了老年,倾向守成,不敢狂。青年人的天地和老年人的不同,天外有天,地外有地,不狂怎么能到地球外遨游?至于最后能否真的遨游太空,就要看是否具有实力了。
  出书法集好不好?我说好。一生可以出三本,青年、中年、老年各一本。借出集子的机会,首先是自己回顾一下走过的道路,总结得失,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听取批评,如果自己还不够成熟,就该多听听有卓识的人的顺耳特别是逆耳之言;如果自己已经确立了独到的见解,则可一意孤行,不受他人左右。人,应该有点“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精神。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天的社会,关起门来提高,自得其乐,不容易做到。对“为人”若不理解为“做给别人看”,而是“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那么,该出手时,谁都应该迅速出手。
  戒骄戒躁,必鳌切记。
                                             
  熊任望(1925—2010):江苏靖江人,书法家、楚辞研究专家,河北大学教授。(本文是熊任望先生为仇必鳌第一本作品集写的序)

1998年7月10日

 

从经典到经验

——读仇必鳌书法有感    薛元明

  必鳌兄寄来新作,约我谈一些看法。基于我对他的了解,料定他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感悟,愿意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他是一个“半封闭型”的人,不完全隐藏自己,也不完全展示自己。这一点,可以应对现实社会的繁忙与喧闹。如今展示的渠道极多,关键是拿什么出来展示。书坛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都拿出来展示,所以变得光怪陆离。流动性太快,让人眼花缭乱,对书家个体的印象往往转瞬即逝。为了让人记住,一种人就学会了不停地“跳大神”来炒作,哪怕至贱无敌;一种人沉寂下去,数月甚至数年毫无动静,一朝将多年积累集中展示出来。对前者只会熟视无睹,终为过客,后者坚守寂寞之道,做真正的自己。
  我之所以认为必鳌是一个“半封闭型”的人,是因为他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感悟。现在普遍为写而写,为美而美,难以唤醒真实的情感体验。书家首先对书法史要有一个简单地梳理,将历代文质兼美,凝聚作者修养、道德、品格、个性的经典作品作为开启自身灵性的钥匙,在美的情境和美的浸润中确立个人的经典意识、发展意识、责任意识、生命意识。不得不承认,有时候个人会因为知识水平、认识能力、生活阅历有限,对某些问题可能认识不到位,但切忌急于求成。书法是一种“慢艺术”,是一种需要等待的艺术。不要把脑袋当成容器,硬生生地塞满很多东西,善于留出思维的空间,静水流深、润物无声。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真正能有助于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要真正读懂并且心领神会,由此可以批判地理解对于当下的意义,以及对于个人实践的意义,获得书写的经验。
  必鳌遵循了从经典到经验的思路,成为一个多面手。写颜楷而能融入米芾、张瑞图的笔法,注意短长笔之变,断而不淡,笔短意长,追求简约古淡之美。另一方面,以隶书和北碑来化合行草,汉隶远取《西狭颂》、《张迁》、《礼器》,近宗清郑谷口、金农,北碑主攻《张猛龙》、《爨龙颜》等。小楷汲取敦煌写经、黄山谷笔意,出锋能够巧妙变化,不流于俗。必鳌从不奢言创新,从领略“古意”到个人“创意”,一步步走来。将生活细节中原本随处可见的琐碎中悄然融入个人审美情趣,这就是创意。看似“乱头粗服”,实质外浊内清。“清”的品格预示了自然、简约、素淡,这是书法美学中一个重要范畴,既反映着人生豁达的精神状态,也反映着个人心澄明的理想境界。中国文化审美品格中向来有超越现实尘俗世界的价值取向。必鳌深知书法所展现的世界,是人的精神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目前很多人将书法从心灵语言变成了肢体语言,所以出现俗气、魔气,在所难免。
  当然,必鳌的书法目前还存在一个如何摆脱时风的问题。时风简单地来说,就是一些小情调。细节不同于小情调。细节是个人化的,小情调是大量流行的。书家可以有一些私密情感的抒发,但不要陷入“小情调”——为什么一不留神就会陷入小情调?原因在于过于依赖技巧,少了真情实感。书法在剥掉一切以后,最核心的本质无疑是最珍贵的。那种水汪汪的灵性,稍不留心就没了,需要虔诚。还是要回到原点,对经典加以解读,对经典保持敬畏态度。当个人的落脚点越来越小,文化背景越来越宽,两头越来越开阔,中部的空间越来越大,这时候,书法的真实魅力就呈现出来了。
  要避免小情调,内心必须努力去感悟刚健有为的“大美”。所谓“大美”,《周易》界定为具有“有利而不言、有功而不居、有为而不恃”的品质。《周易》所推崇的至上境界并不是自然无为,而是刚健有为。内心的刚健以外表的柔顺表现出来,在令人心悦的状态下做到和谐贞正。所谓的“大美”,并非玄而又玄,排斥形式美的。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无论是现实,还是艺术,总会以一定的形式美显示其存在,因此而具有某种美学意味。但是,仅仅有单纯的形式美本身还算不上“盛德”、“至美”,必须有刚健笃实、精粹中正的内涵居于其中。内涵来自哪里?还是要回到人本身,一是思想,二是胸襟,三是学养。
  艺术市场化给当代书法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也使得少数书法家为了迎合市场而丧失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官场气息和商业气息污染严重。言下之意并非完全排斥、拒绝市场,林语堂曾说过一句话:“以商养文,才可以享受人生的盛宴。”关键是因势利导、恰到好处。当下很多作品直接冲着市场目标,被猎奇的心理所挟裹,变成一种纯粹的商品,甚至是人的异化,严重地亵渎了文化精神。身处当下功利性环境中,对于书法的执着,一是基于古典文化之美的自觉,二是个人心性的自由。这两点集中在必鳌身上,表现为一种传统的文人情怀。必鳌为人坦率真诚,凡是朋友相托,从不计利害。在我与他未曾谋面之前,麻烦他的事极多,总是尽心尽力,无一例外,所以甚是投缘。其实从广义上说,有文化的人都可以称为文人。但不管如何,文人首先是一个读书人。而我这里所说的文人,是指站在人性的高度,在人文方面、社会方面、人性方面有着独立思考能力,有一定思想和境界的人,否则便不足以领略书法的真谛。中国传统文化本质是对人的生命实体存在方式的理解和所追求理想的阐释。宗白华先生曾说过:“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几乎所有的中国意象艺术都以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意境作为标准和目标。书法的本质是对个人生命存在的理解,基于此而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书法的气韵之美即生命精神之美,是生命活力的律动之美。书法形神兼备的情态包含有天人合一的品性与意趣,从中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精髓和魅力。
  在必鳌身上,有几组“矛盾的统一”:出生在维扬一地,长年活跃于北方书坛;学的是理工专业,却喜欢文史相关的书法;说话做事豪爽而不拘小节,但内心细腻,外粗内细,而在书法实践上注重碑帖结合、楷行配套,多元融汇。之所以能够非常协调,从必鳌明智地选择“半封闭”的方式就能看出来,实际上做到了“动”和“静”的有机结合。拜师、访友、参展、培训皆属于“动”, “静”也非常重要,“默”而守之,静观自得,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现代人普遍喜欢折腾,无事生非,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足以证明个人价值。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停留和思考,又何以阅读和理解经典呢?书家以经典作品为范本,目标是为了写出经典作品。任何一个人的艺术观念都是慢慢走向成熟的,而历代经典作品并非一个僵死的秩序,本身是流动不居的,若对历代众多经典作品的确立过程加以审视就会再清楚不过了。有鉴于此,动静相宜的意义,不仅仅是针对个人,也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喧嚣的时代总有一天会沉静下来,依据经典作品来做出判断。个人坚持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我愿以此言与必鳌兄共勉。

薛元明(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评论家)

 

简约的美感  融会的能力

——仇必鳌书法断想    齐玉新

  这个时代恐怕是中国历史上书法创作群体数量最多的时代,也正因为此,书法风格才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有人说这是书法在当代的复兴,而我更认为这是人们对于古典文化美的一种自由与追求 ,这是心性解放的体现。
  经过二十余年的书法复兴,谁能植根传统、彰显个性便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如此才会脱颖而出、引人注目。仇必鳌作为河北书法家群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有着江南人的风骨,然在燕赵大地多年的生活经历以及人文环境的熏陶下,使得他的书风具有了南北共性的包容性和与众不同。近些年,他的作品风格日益突出,频繁在国展获奖,得到了书坛的认可。
  仇必鳌以行草书见长,这也是他的主打书体。其行草书最强烈的个人风格就是简约。面对他的行草书作品,我们会发现,他很会“断”——作为具有连绵笔势的行草书,一般都是笔势连绵映带、交叉缠绕的特征,然而他却每一笔脉络清晰,没有宋以后尤其是明清的笔势盘旋连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魏晋行草书有过精深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识和取舍。我曾经对别人说过这样的体会“仔细研究过《十七帖》之后,才知道草书的体势。”为什么这样说?行草书,不仅仅是“连笔字”的概念,而更应该从行草书的上游书体——章草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于是就会明白草书其实是具有结构的稳定性和固定性的,草书是由一个个具有特殊形状的“构件”(笔画)构成,规范的草书是不能随意更改笔画形状和随意添加变化笔画数量的。对此,古人所说的“做草如真”就应该这么理解——这句话说的不是速度的问题,更应该理解成“结构”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从仇必鳌的行草书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验——断。他在行草书中所做的“断”的处理,其实就是对于行草书结构的深刻理解,挥洒之际,在他心中一定有着明晰的行草书“构造”图像。《草决百韵歌》中言“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毫厘终欲辩……”草书的难度就在于“体势”的规范,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仇必鳌的行草书,高就高在了他做草能“断”,能“断”就是明白草书的人,时下这样的书法家不多。为何?能写是知其然,懂草书才是知其所以然!
  如果,我把仇必鳌行草书的“断”称之为他个性的一种“简约美”的话,他还有一个最可贵之处就是“融”。除了擅长行草书之外,他旁涉隶书、小楷等书体,当把他的行草书、隶书、小楷作品放在一起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三种书体都具有共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属于他的一种审美思想,也正是这种审美思想贯穿三种书体其中,才能够让他的行草、隶、楷有了属于他的个性。很多书法家能够拟古,然却又具有着“泥古不化”的问题,或者因为取法的问题,每种书体各不相同,没有一个审美核心在其中;或者因为“拟古”而不能出己之心胸反而落入“泥古”之窠臼。观仇必鳌三种书体,显然他具有了“通变”的能力,他打通了三种书体,使之审美思想“融”进了其中。一个书法家不仅要能师古而化,还要潜心其中的原理,能够“融”合其他书体,这是对古代书法经典的通变能力,这一点也正是仇必鳌书法创作中非常宝贵的一面。
  一个书法家,在漫长的一生中日复一日的面对古代经典、面对笔墨,该怎样不断地重复自己、否定自己是一个很难得事情。而我们要终其一生面对书法的时候,经典与我,我与经典,继承与创新似乎永远都是两难的事情。仇必鳌似乎也在不断地痛着、快乐着、陶醉着、纠结着……还是那句话,对一个书法家我们不妨以动态的眼观来不断审视其创作历程。所以,继续拭目以待仇必鳌的今后。

齐玉新(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评论家,中国书法家论坛网创建人)

小众化的艺术与大众化的市场

——仇必鳌书法随想    阿 宁

  仇必鳌的书法无疑属于小众,这缘于他书法的创新性特质。最初接触他的作品,是数年前的一次书展,我于书法是门外汉,面对他的作品有不知所措之感。耳朵里听到的是赞赏,这些声音从行家嘴里发出,成为一种语言压迫,使我不敢把自己的疑虑说出来。
心里却在想,如果我都难以理解,普通民众会接受他的书法吗?
  然而市场反应却不错,据说那次书展的作品基本售光了。这就不能不让我想起一个老的说法,那就是艺术的小众化,反而能赢得市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个体的,越是大众的。毕竟大众更需要艺术的独创性。一首老歌固然能迎合怀旧心理,有怀旧心理的毕竟是少数,而一首新歌如果能唱到人心里,引发的狂热却是更大更年轻的群体。
  仇必鳌的书法是一首新歌。
  仔细审视,他书法中的每一元素都是从传统中来,歌是新歌,却没有离开老歌的主调,所以不如把这看成是对老歌的翻唱更为恰当。
在仇必鳌的创作中,行草占了重头。当下书坛,以二王书法为正宗,学行草几乎没有不奉二王为圭臬的,他的案头也放置着二王的法帖,每临写一遍,就做个记号,仅圣教序就临写了一百来遍。然而我在他的行草中,几乎看不到二王精致的用笔,只剩下了二王的字势,他的字,碑的痕迹更多一些,却也舍弃了碑的厚重、沉雄,只剩下了碑的粗犷、简率。颜字的痕迹还在,但剩下更多的是结构的宽博和用笔的顿挫感。面对古人的碑帖,他总是关注那些别人不太在意的特质,而对人人赞颂的地方有时反而不太注意,甚至还作一些有意的放弃。人取我弃,人弃我取,成了他的日常功课,使他的行草书有了特殊的面目。
  我常常想,当代人对中国经典书家的学习和继承,往往关注的是其最基本的特点,最突出的优长,其实这些书家的内含极为丰富,他们在主流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继承、可开掘的空间,设置下了一个个路标。一个王羲之学开来,可以形成苏黄米蔡,可以形成杨凝式,张瑞图、王铎、董香光。其它的碑帖未尝不是如此。
在传统的书学理论中,中锋用笔成了不二法则,“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藏头护尾,力在其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蔡邕《九势》)正是古代笔法的核心。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指的也是这一要点。后来历代书家对笔法的探讨都是围绕着“使笔心常在点画中行”而展开,屋漏痕也罢,印印泥也罢,折钗股也罢,说的都是中锋用笔形成的效果。到明清时有丰坊、朱和羹等书家提出了中锋取势,侧锋取妍,这已经是对原有的中锋理论有了发展。清代杨守敬又提出了侧锋取势,二王无一笔不侧锋之说。在仇必鳌的字中,我看到了大量的侧锋运用,虽然大部分字仍然是中锋为主,但有些字侧锋能占到一个字的一半以上,这就进一步突破了侧锋取妍的理论,真的成了杨守敬所说的侧锋取势,但这却形成了他行草书中特有的苍茫感和力量感。
  具体到每一个字的结构,他也有意寻找与古人的不同,笔画在别人放开得地方,他收回来,在别人收回来的地方,他放出去,在别人紧结的地方他疏散,在别人疏散的地方他紧结,蔡邕《九势》曰:“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他却有意打破古人原有的下承上覆,左右揖让的结字规律,形成了新的向背、揖让之法,加上对某些点画的有意省简、夸张,铸成了他自己的结字法则。求险,求新,求简,是他结体的特点。
  与二王传统不同的是,他的字重力量,而轻姿态,重简拙,而轻笔趣。去掉古人在用笔上的装饰点缀,呈现一种大朴不雕之美。在平和简净中,有着一种阳刚之气。
传统书法理论,强调线条的作用,用笔的方、圆、提、按,用墨的浓、淡、枯、润,追求的是线条的变化,“千里阵云”,“万岁枯藤”,强调的是线条的质感。草圣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笔法,悟的是线条的魅力。孙过庭的《书谱》对于线条,更是有精彩的论述。此处不再一一录出。我想说的是,在别人追求线的特质时,仇必鳌有时反而有意注重追求点与面结合所形成的效果,他的线条短促,一定程度上是淡化了线条的作用,更注重点与面的对比所形成的空间关系,并由此造成节奏的跳跃感,与线条的流畅相比较,空间视觉关系的营构是他的优长所在。
  其实这也是从传统中来,清初书法家傅山提出: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这在仇必鳌的行草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与行草相比,仇必鳌在隶书上下的功夫尤重,能见到的汉碑他都临写过,有些碑帖甚至下了几十年功夫,其中对《西狭颂》临习最多。他的隶书用笔多趣味,有灵虚感。求拙,求古,是他对隶书的追求。他隶书中夸张的长撇,长横中灵虚的燕尾,以及对各类点的处理,显示了他对汉隶内在气质的继承。清代以来,隶书越发走向匀称、方整,空间分割平均。他的隶书却打破了结体的匀称,有意将清代以来平均化分割空间的方式进行变革,形成有趣味的结体,进而形成字的欹侧感,使字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意境萧散,颇有逸味。
  相比之下,我以为仇必鳌书法成就最大的是他的楷书作品,据他自己说,他的小楷取法王羲之的黄庭经。他在小楷中精心保留了钟王小楷中的蕴籍、精准和韵味,仔细观察,又不完全是晋人,而是广泛吸收了各种元素,有些甚至是相对立的元素。在用笔和结体上,有些是魏碑的化入,有些直接取法汉代碑、简,甚至还有一些是从民间墓志、地券、砖铭中涉取。但这些元素与钟王结合得非常和谐,不但没有冲淡了晋味,反而使晋味更丰富了。
  在我接触到的书家中,他是一个多面手,真、行、草、隶、篆,每一种类都有自己的面目,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实际上已经在几种书体间找到了自己的共性,呈现出了统一的风格,那就是求简,求拙,求古,他敢于突破藩篱,独辟蹊径,实现了对古贤遗法的某种突破。
  他的书法,在豪放中有简静之气,在粗犷中有精微之念,在诡谲多变中有古拙典雅之风,在无拘无束中有对法度的遵守,他在继承中彰显了个性,并且正在从最初的生硬,逐步走向和谐、成熟。
  从我个人的喜好说,对那些归依古法的书家多有钟情,但如果一味归依古人,恐怕也就谈不上书法的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可能就是仇字的价值。这也是他的字从小众化的探索,逐步走向更广大市场的理由。

阿宁(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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